军事领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这是因为古代战场距离己方大本营距离遥远，君主或主帅无法掌握战场实情，故而他们发出的命令指示，大多不能运用于战场指挥。

实际作战中，战场态势的把控以及战争指挥，都要靠一线的统帅和将军因地制宜地指挥。

但是古代战争中，偏偏还有过一些锦囊妙计的战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善用锦囊妙计，就为大众所熟知。蜀将一旦遇到危难之时，拆开诸葛亮提前给的锦囊，顿时柳暗花明，逆转战局。

那么，真有这样的事吗？坐镇后方的主帅，真的能精准地预测前方实时战况，并提前筹划好应对之策吗？

首先，用“锦囊”精确控制每一步作战行动是不可能的

指挥作战要尽可能及时、充分、精准地掌握前线信息，而古代战场获取情报的手段非常少，除了慢如牛的逐级上报外，其余全部依靠斥候，也就是侦察兵。侦察兵的速度十分有限，一旦战场距离拉的比较开，侦察兵就无法第一时间送回情报。

以东西魏河桥之战（公元538年）为例，西魏丞相宇文泰率主力与东魏主力决战，双方战阵沿邙山和黄河一线摆开，东西相距大概有一二十里。

西魏诸阵之间斥候来往不便，信息报送出现了严重的延时，西魏军左、中、右三军无法掌握友军的战况，以至于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左军主将竟误以为中军已败而撤退，由此引发西魏全军总崩溃。

主帅亲自置身一线，尚且不能确保准确掌握情况，更不要说主帅远离前线时了。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军灭突厥之战，名将李靖一边轻兵疾进，一边沿路擒捉突厥斥候，大军到达阴山时，“遇其（突厥）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

这一举措，使得颉利可汗完全丧失对前线的控制，以至于李靖大军进至可汗牙帐（突厥可汗驻地）十五里，颉利才惊觉敌至。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所有斥候都无法提供准确情报。但关键时刻斥候屡屡不可靠，也让统帅不敢任性地给一线将领下精准命令，万一掌握的情况不准，岂不是害了前线军队？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是这样的统帅。他身为皇帝却指挥打仗，而且喜欢直插到底，动辄预制方略遥控指挥，命令诸将严格依计行事，有些命令甚至具体到每一处城池如何进攻。

数次元嘉北伐中，将帅们对文帝的“锦囊妙计”都头痛不已，但又不敢不依令行事，宋军与魏军作战屡屡失败，文帝的瞎指挥难辞其咎。

所以，明智的统帅或将军，一般不对前线作太多干扰，而是授权前线将领临机指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是这一经验的体现。

回过头看《三国演义》，诸葛亮动不动以锦囊指挥将军们，显得有些不尽真实。这么任性而盲目地指挥部队，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其次，《三国演义》中的“锦囊计”在实战中用处并不大

《演义》描写的锦囊计，大多用于出奇制胜。实战中出奇制胜的招数到底有没有用，是在两可之间的。如果敌我双方在战役层面胜负之数已定，战术层面再多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变不利为有利。

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公元228年）为例，诸葛亮以赵云、邓芝为疑兵，佯动至斜谷吸引魏军注意力，主力则北出祁山打陇右。蜀弱魏强的实力对比不需多说，诸葛亮虽然成功在战争初期引开了魏军主力，在南安三郡打了个出敌不意，但毕竟赵云一路实力太弱，无法对魏军构成任何威胁。战争打了没多久，魏军发现蜀军主力不在斜谷，便迅速机动至陇西，寻找蜀兵主力将其击败之。

电视剧中的陈仓城

北周武帝灭齐之战时（577年），也玩过一出“锦囊计”。

北周军夺取北齐重镇晋州（今山西临汾）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武帝考虑到诸军疲累，诏令主力退回关中暂作休整，而以大将梁士彦留守晋州。临退前周武帝以计授之，说北齐肯定会以重兵反攻晋州，到时梁士彦一定要凭城坚守，以消耗北齐军有生力量。

后来北齐果如武帝所料，以十余万大军围攻晋州城。然而武帝预料的消耗敌军有生力量的局面没有出现，反而是梁士彦几乎顶不住北齐进攻，差点丢了晋州。危急关头，武帝不得不放弃既定的“妙计”，急调主力驰援才勉强稳住局面。武帝之所以差点玩脱，正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战场形势，制定的战术措施期望值过高。

不过，博学多才的读者们肯定会说，用锦囊计指挥作战并非没有，而且出现过许多次。

三、真实的“锦囊计”只可能出现在战略战役层面。

以两个最著名的锦囊计为例分析一下。

三国逍遥津之战（公元215年）爆发前，远在汉中的曹操，给镇守合肥的诸将送去一个密函，函边署文“贼至乃发”。

孙权发兵围攻合肥时张辽拆函观看，原来曹操命令守军一分为二，张辽李典出击，乐进守城。这看上去与《三国演义》式的锦囊颇为相似。

然而细观逍遥津之战的形势，曹操与张辽诸将在战前已取得战役层面的共识，即凭城坚守、先机制敌。从张辽、李典、乐进等人拆函后的反应来看，曹操的命令并没有超出他们的预期。

从这个角度看，曹操之所以远隔万里地送来这么一个无关痛痒的“锦囊”，主要目的不过是敉平张辽、李典诸人的矛盾，并再次强化统帅和前线将帅之间的战役共识。

东晋义晋八年（公元412年），太尉刘裕遣兵平蜀，也曾向前线大将发过一个密函。

由于五年前晋军进攻蜀地遭遇了失败，故而东晋高层围绕进兵路线有过争论。可选路线有三，第一条从垫江（今重庆）沿内水（今涪江）北进路途最近，但此道五年前晋军由此进攻被蜀军击败；第二条从安乐（今四川合江）沿中水（今沱江）北进路线适中，第三条从犍为（今四川宜宾）沿外水（今岷江）北进最为迂远。刘裕预先定议，主力迂回外水，疑兵各出内水和中水以作牵制。

但刘裕又怕消息透露出去，蜀军会提前戒备，于是故布疑阵，给征蜀统帅朱龄石一个密函，内藏进军路线的最终版，函边题书“至白帝乃开”。

晋军诸军不知到底如何进兵，蜀军也无法有针对性地防守，于是只好重点戒备内水方向。朱龄石到达白帝城拆书一看，原来刘裕仍然命令从外水进攻，诸军如法进兵，最终取得胜利。从本质上看，刘裕“锦囊”的实质不过是个烟幕弹而已。

这两个“锦囊”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最终能够发挥作用，与战略战役层面的正确预判是分不开的。

有趣的是，在《演义》中屡屡使用“锦囊计”的诸葛亮本人，也曾在敌人战役级别的“锦囊计”面前吃过亏。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后，曹魏大将曹真预判蜀军如果复出，肯定会攻打关中西面的门户陈仓（今陕西宝鸡），便令将军郝昭大修陈仓城。是年冬天，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果然选择进攻陈仓，大军围攻二十多天拿不下城池，曹魏主力闻讯来援，诸葛亮无奈只得退兵。

曹真预判之所以成功，在于一方面摸准了诸葛亮北伐先切陇右、后进攻关中的总战略，一方面猜中蜀军兵少不敢行险、只敢走陈仓大路的战役思路，这才得售其计。

以上这几个例子，不管是否具有“锦囊”的具体形式，或者是否属于临机指挥，事实上都发挥了未战而先算胜败的作用。但是这种预判都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战役层面的，并不涉及具体作战行动的安排。这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式事无巨细全部指挥的“锦囊计”迥若云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