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生活在清末和民国这一个社会环境中，当时甲午中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在外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巨大冲击下，其社会冲击从未存在过。另一方面，险恶的社会环境唤醒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并开始为了拯救国家而发起了政治变革，由于这时候的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李叔同的社会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此时，内忧外患的环境为佛教的复兴提供了机会，新知识分子寻求解决社会政治危机的办法，并且佛教一度兴盛，许多文人，包括当时的改革派，都主张佛教。梁启超还在《佛学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记载：“吾师友多治佛学”。李叔同曾刻下印章“南海康君是吾师”。因此，他推崇梁启超提倡的佛教是很自然的，在这种环境下，佛教在李叔同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辛亥革命大潮退去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对革命改变中国的命运抱有很高的希望，然而，在他们的理想破灭之后，他们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思想和心理危机，需要用佛学使他们的心有一点依靠，这只是一种隐隐的权宜之计，他们大都不会真正出家。而李叔同最终选择了出家，不仅是因为他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还要对他的性情以及气质等因素进行分析。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经历了从希望到幻灭的转变，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叔同极为激动，到了后期，抑郁、消沉以及困窘的情绪笼罩着李叔同的心，这曾经是亡国的威胁所带来的痛苦，但毕竟，它还有一个由历史条件决定的明确目标，但是后期失败后，却没有了目标或目标模糊，痛苦于没有路可走，在这种时候，他只能寻求新的人生寄托。

而且，从文化个性的角度来看，李叔同作为近代中国艺术启蒙教育的先驱，皈依了佛教，不能简单地把这归结于逃避现实，还应该讨论他独特的艺术个性。当艺术家在艺术领域追求人性的时候，他会发现对人性的满意的表达将使他的艺术创作充满乌托邦式的假设来创造无限的冲动，这在李叔同的作品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李叔同从艺术走向宗教，他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佛门，佛教往往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激素，升华了李书同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