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婆”及“三姑六婆”这些用语到了元朝才被最终确立下来, 然而收生之职却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早在秦汉时期, 看产和助产就已经开始作为职业存在了。这一时期对于看产者和助产者的性别并没有特殊的要求, 且他们与医者、巫者的界限也不是很明确, 故而此时的看产者与明清时期人们广义上所认知的稳婆群体存在着许多差别。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稳婆也衍生出来除了收生以外的其他职能, 譬如兜售各种药物、参与堕胎、为民间或政府机构勘验女性贞洁以及为女性死者验尸等。到了明清时期, “稳婆”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兼具多种职能的职业。当然, 无论如何演化, 收生依然是稳婆最基本且争议性最多的职能。

稳婆作为明清时期少有的女性医疗从业者和职业女性, 由于其工作性质的需要, 可以频繁且相对自由地穿梭于市井与闺阁之间, 而正是这一特性对明清时期愈发重视的“共”与“私”的空间概念产生了冲击。男性文人, 特别是士人阶层在笔记小说、世情小说等载体中从道德礼教、行为准则等诸多层面对稳婆群体进行攻击, 使得她们受到了社会主流舆论的诟病。而这种抨击, 本质上是男性文人由于私人空间受到入侵而产生焦虑的具象化表现形式。

被刻画在笔记小说中的稳婆形象逐渐演化成人们的刻板印象且被沿用至今, 这也导致当今社会对于明清时期的稳婆群体在女性生产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依然存在诸多误解。

本文将从笔记小说和医案出发, 拨开稳婆群体外在的社会形象, 探索她们与收生相关的医疗工作的本质通过探寻她们由于受到负面形象影响而被忽略的专业性和职业性, 从收生技术的角度入手, 以期相对客观地了解稳婆在明清女性生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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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下的收生形象

“三姑六婆”这一名词从形成伊始就带有贬义的意味, 它在《南村辍耕录》中首次出现的时候就被打上了“三刑六害”的标签。该书作者陶宗仪更是在书中强调:“人家有一于此, 而不致奸盗者, 几希矣。” 在此之后, 受到明清笔记小说、医案以及世情小说的进一步影响, 稳婆作为收生工作者, 往往负面形象居多。客观来讲, 这些记录的内容, 绝大部分是有迹可循的真实案例, 但是其中稳婆作恶行凶的例子, 相对于明清时期整个稳婆群体而言, 只能视作极端案例。

男性士人阶层以及医者将极端案例刻意放大的行为是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下的结果:稳婆由于其特殊职业性而可以跨越公共与私人空间使士人阶层产生了焦虑稳婆收生工作的商业性为同一时期的产科医师们带来了竞争意识等。而主流舆论的宣传, 使得普通民众将这种负面形象转化成了对于稳婆收生工作的刻板印象。其中, 与收生有关的负面形象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以下三类。

(一) 杀婴

受到兜售药材、协助堕胎这些负面现象的影响, 稳婆心狠手辣、残害婴儿的形象时常会出现在笔记小说中, 且遭人诟病。如《客座赘语·产怪》中就有稳婆手扼夜叉的描写:“万历癸丑四月, 前参将某家一仆妇产巨卵, 五色者一, 馀渐小, 至数十枚, 不知何故。意必为蛇所交而成。又一家仆妻产物如鳖, 媻姗能行。又稳婆刘氏为家人言, 曾遇妇人坐蓐产虾数十者。今丁巳春, 下关一妇产一夜叉, 二头, 赤髮, 共身, 有声, 口啮人, 跳踉欲上屋。稳婆手掣之扼而死。”

这是许多明清笔记小说中都会出现的产怪类的故事。产妇在分娩过程中生出非人的妖怪, 当产房中的众人尚处于惊慌失措的情绪中时, 稳婆往往是第一个做出决断, 将初生的怪物杀死以绝后患的。她们在处理的过程中, 大都手法熟练狠决, 并不会因为是新生儿而心慈手软。

如果说上述记载中涉及到产怪, 稳婆果断杀婴的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因保证了自己和产家的安危而尚且情有可原的话, 那么频繁出现的因受贿而杀婴的记载则成为稳婆受明清文人和医者诟病的重点。

在这些故事中, 稳婆出于种种原因被人买通, 由于她们的工作特性为她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婴儿杀死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时间, 她们贪婪和残忍的形象就此塑造。当然, 不能否认的是确有稳婆受贿杀婴的情况, 然而, 相比之下却是少数。这种形象在笔记小说中的频繁出现, 反倒使得心狠手辣的女性医疗工作者的形象成为了主流。

(二) 残害产妇

在中医理论中, 临盆之时往往是产妇最为虚弱的阶段, 而受到了中国古代社会风俗和道德传统的影响, 家中男性在这个时候会被排斥在产房之外。

产房, 在产妇分娩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性别禁区, 男性对于产房内的真实情况不得而知, 却又充满好奇, 在此基础上一些文人想象就应运而生了。与此同时, 稳婆在接生的过程中有大量与产妇相处的时间, 因而她们被自然而然地拿来作为创作主体。

诸如稳婆利用产妇最为虚弱的时间对其进行残害等故事也就频繁地出现在笔记小说和世情小说中了, 并且这逐渐成为了明清士人阶层指责稳婆群体的一个重要靶点。如《子不语·烧头香》中提到:“扶舁归家, 大呼曰:我沈某妻也。我虽有妒行, 然罪无死法。我夫不良, 趁我生产时, 嘱稳婆将二铁针置产门中, 以此陨命。一家之人, 竟无知者。”这类故事多为产妇被害之后化作女鬼后的控诉, 因而也从侧面反映出男性文人对于产房中实际所发生的事情模糊的印象, 他们只有通过得以进入产房的女性之口来填补这一空白, 使其故事更具说服力。

当然, 诸如此类稳婆谋杀产妇的形象不仅单薄地存在于男性文人的笔记小说中, 而是更为立体, 多元地出现在了与法律、医学相关的文本之中。在清代医案《增广大生要旨·临盆》中甚至提出要“关防”稳婆:“又有狡滑稳婆意欲害人, 私以手指掐破胞衣, 极要关防。”

(三) 偷盗

还有一种负面形象是稳婆利用接生之便而产生的偷盗行为。临盆之时往往人多眼杂, 且容易产生由于突发情况导致的混乱, 因而在世俗印象中, 稳婆时常会借此机会顺手牵羊, 使产家遭受直接的钱财损失。如在《右台仙馆笔记》中就提及了宝应某夫妇生产后发现家中钱财丢失:

“产之前一日, 其夫适自外至, 以洋钱四十授妇, 妇随手置之枕边。已而妇生男, 其夫大喜, 次日语妇曰:“吾夫妇年逾四十, 今始得子, 宜大治汤饼。晚日之洋钱何在?可仍付我, 为儿作三朝。”妇探枕边, 则无有矣。大惊, 遍索不得, 计室中无他人, 惟产儿时有收生媪坐床头, 必其所窃也。”

可以肯定的是, 稳婆乘乱偷盗钱财的情况确实存在, 然而在稳婆这一盗贼的形象被放大的过程中又反映出了人们对于家中女眷的闺房作为私密空间遭到入侵而产生的恐慌。这种恐慌不仅仅体现在钱财方面, 还有一种危及生命的忧虑感。

事实上, 偷盗钱财只是人们需要提防稳婆的一部分, 更令人感到焦虑的是稳婆偷盗紫河车的行为。紫河车即新生儿的胎盘, 中国古代的许多地区都有掩埋胞衣的习俗, “胞衣地”一词也应运而生。

通过罗列稳婆在收生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些负面形象可以看出, 她们基本上都是受到了金钱或者利益的诱惑, 因而充当了“罪恶的手”。而正是由于她们得以进入产房这样极为私密的地方, 才让这双“罪恶的手”有机可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稳婆这些负面形象只能从侧面反映出一般民众尤其男性文人对这一群体所产生的刻板印象, 它们或许会与如今人们对于明清稳婆的认知高度重合, 但这些形象不一定是她们的原貌, 且并无法客观全面地反映明清稳婆群体的真实工作状态。

传统稳婆主要的知识来源有三方面:首先是本身有几次生产经验, 从自身经历总结出助产方法其次是家中妇女代代以助产为业, 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学习生产技术最后是跟随郎中或僧侣学习生产的处置方法。无论是何种渠道, 都是非系统的, 依仗经验论的产物, 这也直接导致后世人们在对于这一职业认知的过程中, 基于其并未受过系统训练的考量, 形成了这一时期稳婆的收生工作是非专业的, 且可以被轻易取代的刻板印象。

02

具有专业性的收生工作

基于男性文人对于稳婆负面形象的建构、人们对于在家自养的选择以及缺乏专业系统的培训等认识, 使得稳婆在近代人们的认知成为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被“家中年长女性”“邻家经验丰富的老媪”轻易取代的群体。

明清时期共与私的空间意识的强化、礼教意识的固化以及男性文人的焦虑推动了普通民众对于稳婆群体刻本印象的形成, 也使她们在生产领域的专业性和职业性被很大程度上的忽略。事实上她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可以这样轻易地被取代?又有哪些是稳婆在产妇生产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呢?

(一) 预判生产时间

对于一些经验丰富的稳婆, 预判产妇的生产时间是她们所拥有的必备技能之一。产家知道预产日期以后可以在临盆到来之前做好准备, 极大程度上缓解了临盆当日的慌乱, 与此同时也宽慰了产妇。

“湖北有某媪者, 乳医也, 俗谓之收生婆, 其始亦与他媪等。一日偶于田间拾得死人手一, 携归供奉之, 嗣后其术益神。凡有召之者, 或即时而往, 或迟之又久而往。其至也, 必适届其妇产时, 未尝早至以待, 亦未尝有不及也。一入其门, 即知所生之为男为女, 百不一爽。”

这位湖北稳婆从田间拾得死人手的经历是典型的奇遇, 之后由于神乎其神的技艺逐渐成为了某种地方上的崇拜。事实上, 稳婆崇拜并不少见, 她们从一个地区发展起来, 然后在区域内产生影响力。其中比较广为人知的例子包括陈靖姑和金花夫人的故事。时至今日, 福州及闽南等地区依然保持着对她们的崇拜。

以上稳婆预测生产时间的例子虽然存在着一定夸大的成分, 普通稳婆未必能够精确到时日, 但是给予产家一个粗略的预产日期, 还是很多经验丰富的稳婆们必备的技能。

(二) 安抚产妇情绪

中国古代可以提供给女性的医疗条件和医学技术远远无法保证产妇们的生命安全。《汉书·外戚传》中记载:“妇人免乳大故, 十死一生。”22随着中医妇产科的发展以及千百年来人们生产经验的积累, 分娩对于女性而言已不似“十死一生”这么可怕, 但却依然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小事以及一些突发状况都会关系到产妇最后是否能够顺利生产。沈金鳌便在《妇科玉尺》中提醒产家:“如数症未到。即半日一日不产, 切不可老少惊惶求神许愿, 恐产母见之必生忧虑, 一有忧虑, 自然胆怯力衰, 饮食难进。亦不可悯其痛楚, 急欲离身, 强之用力, 用力太早, 关系母子性命可不畏哉。”也有难产多发生于富贵之家的说法, 认为家中人多会互相吵嚷引起混乱, 造成产妇惊恐。产妇的心理状态与分娩能否顺利进行息息相关。孕妇临盆之时本就紧张, 如何调节她们的心理状态, 令其尽量平和稳定地分娩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难题。

事实上, 稳婆对于安抚产妇情绪以及做心理疏导是颇具优势的。不同于男性医者, 她们与产妇同为女性, 在生产过程中, 直接的肢体接触是稳婆们的特点。相比于家中妇媪, 她们又因拥有丰富的经验, 因而也更能够博得产妇的信任。综合来看, 没有比她们更适合充当安抚者这一角色的人。

(三) 启发后世医学

如前文提到的那样, 稳婆的技术大都是经验论的产物。她们通过不断地积累, 总结出了许多接生的门道。而这些技巧不仅仅运用于后世的接生工作中, 也对于医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拭口法”便是将稳婆的经验转化为医学知识并得到广泛普及的著名案例。元代笔记小说《农田馀话》中记载宋朝临安一稳婆凭借经验在婴儿啼哭前去除秽物, 以防婴儿啼哭时将恶血吞下, 以此大大减少痘疮的发病率。

拭口法的普及只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稳婆的经验作为男性医者们宝贵知识来源的例子还有很多。明代医者薛己就曾在他的医案中提到自己时常咨询稳婆有关如何处理诸如“胎衣不出, 腹胸痛”等症状, 并将这些有关专业的个人经验写进了医案之中。同朝的名医武之望也从许多稳婆身上习得了如何解决产妇气虚的问题。这些记载向人们揭示了稳婆不同于传统观念中愚钝粗鄙、贪婪狠毒的形象。她们也在自己的领域中不断探索着, 试图以自己的技艺为分娩的女性保驾护航。

(四) 推胎助产

在明清医案中时常可以看到让稳婆将手伸入产门摆正胎位或者推产的记载。这往往因为产妇由于种种原因在分娩前便已力竭, 如果放任不管, 产妇和胎儿都会有生命危险。这时候经验老到的稳婆就会通过外力, 帮助产妇度过难关。《医学心悟》的“十产论”便提到了所可能面临的难产情况以及稳婆应当采取的推胎助产的手法。

诸如将手伸入孕妇产门以及在妇女腹部按揉帮助顺产的行为具有其强烈的私密性, 因而实施者的局限性很大。虽然存在一些男性医者救治难产横产的案例, 即便如此, 受到了礼教规范的约束, 他们不得不依赖于稳婆的双手对孕妇实施救治。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 与产妇直接的身体接触也是明清稳婆们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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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与专业性的交互与对话

稳婆的形象经由明清时期笔记小说再建构, 远远偏离了她们原有的样子, 导致时至今日的人们对其产生了诸多误解。受到了明清礼教意识空前强化的影响, 男性与女性、公共与私人空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明显。

而稳婆的特殊的职业性使她们成为社会结构中一个流动性的因素, 且对原有的空间分化产生了冲击。明清的士人阶层出于对私人空间的维护和对社会体制的巩固, 针对稳婆群体在收生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发起了攻击, 其实质也是一种文人焦虑的体现。来自于男性士人阶层的抨击作为主流舆论被保存了下来, 放大了稳婆的负面形象, 逐渐建构出了脱离于实际的刻板印象。

明清时期的稳婆群体, 多为身份低下且未受过教育的女性, 缺乏读书写字的能力, 所以也无法从自身角度出发将她们为妇女收生助产的详情记录下来。她们作为历史中“缄默的声音”, 缺乏叙述和发声的载体, 因而无法从与男性文人的记述进行对话。稳婆群体声音的缺席, 直接导致了文献记载中男性士人阶层单方面压制与责难的情况。主流言论逐渐沉淀, 形成了时至今日人们对于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当然, 值得指出的是, 在少数明清的医案中, 通过男性医者的记叙, 也可以寻找到一些稳婆与医者正面交锋的情况, 有力地证明和揭示了来自稳婆的反击。

事实上, 稳婆群体在明清女性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远比人们所认知的重要。她们的接生知识大都为经验论的产物, 这些基于实践的成果也为中国古代医学, 特别是产科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稳婆充分运用女性医疗者的性别优势, 更好地取得孕妇和产家的信任, 以与孕妇的肢体接触为其特色, 帮助生产。正是稳婆收生工作中所被忽略的职业性和专业性, 使她们即便拥有如此之多的负面形象却依然无法被男性医者以及普通家中女性所轻易取代。中国古代的稳婆们坚守这这份职业, 通过她们自己的方式传承技艺, 直到民国初期被官方取缔。

摘自《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一期

编辑：凌霄

本文作者：探秘中医药(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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