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贪腐，帝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疲软了。也许是乾隆朝实在漫长得可以，抽走了帝国所有的精气神，所以到了嘉庆朝，一切都变得疲软了。“疲软”成了这个帝国内在的精神气质。用嘉庆的话来说是四个字：因循怠玩。嘉庆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嘉庆皇帝因为有事到四公主家走了一趟，等他回宫后发现“本日文武大小衙门竟无一事陈奏”，官员们趁着皇帝有事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事实上这不是偶然现象。因为政事疲软已经深入到帝国的骨髓。官员们个个以因循息玩为荣，以勤勉做事为耻。在日常奏事方面，能少奏就少奏，能不奏就不奏。御门听政的日子是不得不奏的，可这个日子过后，两三天不再奏事成了帝国官员的主流选择。官员们似乎抱定拿多少钱干多少事的理念，不急不躁地和皇帝磨洋工。“在家高卧，以避晓寒”、“日高未起者”比比皆是，只剩下嘉庆皇帝在那里干着急。

虽然他站在道德高地上，“未明求衣，灯下办事”，可谓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了，但他自己也承认，“同此劳者唯军机内廷数人耳”。说政事疲软深人帝国骨髓还因为官员上班和不上班一个样。有时候人来了，也是出工不出力。嘉庆十年十二月，嘉庆皇帝召集大学土九卿会议讨论江南船事，结果一大帮帝国高官们讨论半天的结果竟是“造船需时，请交两江总督及河槽诸臣再行筹议”，会议开了等于没开。事实上参加这次会议的官员中有任过江西督抚的，也有办理过河务的，对河道船事多有见解，但大家都沉默是金，出工不出力，以至于嘉庆皇帝愤怒地指责他们“徒成具文，并无实际于国政”，都是些会议机器。

疲软的其实不仅是政事，还有兵事。嘉庆八年闰二月十二日，神武门见证了一起暴力事件。当时的嘉庆皇帝正从圆明园回紫禁城，在正对着神武门的顺贞门前换轿时，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刀拼命地冲向他，准备结束他的生命。这个行刺人手中的刀并不长，只是一把小刀而已。人也不多，没有接应者，单独行刺，但是嘉庆却遭遇了很大的危险——虽然他身边有百余名待卫，可他们在那一刻似乎恋记了自己的身份，只在现场呈现出两种表情：呆傻和惊慌失措。他们没有冲上去制伏行刺者。最后充当起传卫职责的还是随驾的嘉庆皇帝的侄子定亲王绵恩，他和皇帝的姐夫固伦额骑拉旺多尔济等人一起拿下了行刺者。嘉庆皇帝震惊不已。他不是震惊自己的被刺，而是震惊帝国的门禁以及护卫力量如此软弱不堪。刺客是怎么潜入皇宫，并成功地冲到他面前的？百余名待卫的忠心和勇气都到哪里去了？事实上这是一种兵事的疲软。

这个帝国，连皇帝的安全护卫工作都已软弱涣散至此，那还有什么是可以依靠和坚挺的呢？为了治疗帝国疲软症，嘉庆皇帝强调了对门禁的管理，他说：“大内门禁，关防实为紧要，是以朕谆谅降旨教导，原恐不法之人滋生事端。”又召集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前锋营统领、护军营统领、内务府大臣等高官召开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就皇宫安保问题商量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或者说章程来。没想到这次会议竟开出了喜剧的效果，因为众大臣向嘉庆皇帝报告，说禁卫章程早已有之，就载在《大清会典》中，只不过没有严格执行罢了。嘉庆啼笑皆非。不过为了体现狠抓管理漏洞的精神，他还是要大臣们出台了安保工作补充条款29条，自己又加上3条，重新载入《大清会典》中，以为今后大内安保工作的典章。但是，疲软症不是靠文件就可以治疗的，它已是深人帝国骨髓的一种气质了，是这个王朝挥之不去的阴影。两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初一，一个名叫萨尔文的人也是持刀，试图强行闯人神武门。百余名侍卫在那一刻又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同样在现场呈现出两种表情：呆傻和惊慌失措。这一次最糟糕的情形还在于，他们在慌乱中竟找不到自己的刀、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最后还是仗着人多冲上去夺下萨尔文的刀，才将对方制伏。嘉庆皇帝又生气了，只是这一回的气生得无可奈何。大内安保工作的文件是早就制定并载入《大清会典》中的，为什么不能狠抓落实呢？“官兵怠玩成习，渐至旧章废弃。”尤其让嘉庆帝气为之塞的是，这些承担护卫皇帝安全任务的侍卫和护军，在值守时为了省事竟然连腰刀都不佩带，只有突遇检查时才装模作样地把腰刀佩上，敷衍了事。嘉庆事后下诏书，认为此事“显系彼时伊等未佩带腰刀！”是长期淡忘规章和责任的结果。不过这一次，嘉庆皇帝没有再召开安全保卫工作会议。也许他已明白，该开的会都开过了，该制定的文件都已经制定，至于做得怎么样，实在不是他可以控制的。嘉庆可能不是个软骨皇帝，但帝国却实在是软骨帝国，嘉庆皇帝生逢其间，无以为计，只得承受加忍受，自求多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