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在顺治皇帝的弥留之际，大学士王熙奉命赶到其病榻旁撰写遗诏。

在后来的自撰《年谱》中，王熙曾表示，自己为顺治写的遗诏都经过了皇帝的认可，“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

当晚，顺治即驾崩归西。王熙在官方的遗诏公布后，便将当时所有和遗诏有关的东西全部付之一炬，此后对遗诏一事便一直保持沉默，再无片言只语。

顺治的这道遗诏，说白了就是罪己诏，其开头第一句，“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已经说明了一切。

之后，顺治列举了十四个罪己的地方，其中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入关后沾染汉人风气，对满洲旧俗有所更张，用人上重汉人而疏远了满臣；

二是未能对父、对母行孝，对宗亲诸王亦照顾不周；

三是行政上见贤不能尽举，见不贤未能尽退；官员俸禄随意裁减，厚己薄人；设立内十三衙门，过于亲近太监；

四是个人品德方面，铺张浪费，贪图安逸，自恃聪明，不听谏言，明知有错而不能改；

十分奇怪的是，顺治的这份遗诏中还批评了董鄂妃去世时丧仪过于隆重，其中说：

“端敬皇后（董鄂妃）于皇太后恪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未能以礼止情，诸事窬溃不经，朕之罪一也”。

“未能以礼止情”，这句话虽然说得很委婉，但无疑是对董鄂妃间接的谴责。

据《东华录》的记载，顺治遗诏系在其临终前由大学士王熙和麻勒吉草拟，经顺治审阅后呈递给孝庄太后过目并发布。

按这个程序的话，那么最初的版本可能表达了顺治想要表达的意思，王照也在年谱中声称自己写的遗诏已经过顺治的同意。

不过，王熙对草拟遗诏的具体过程讳莫如深，似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事实上，且不论别的几条，就董鄂妃这条，以顺治的个性，他应该不会在临终前有如此对董鄂妃不利的话语，因为这完全是对他们爱情的一种否定。

那遗诏是怎么变成了罪己诏的呢？

从顺治死亡到公布遗诏中间有四个时辰（古代一时辰等于现在两小时），据清史专家孟森先生的推测，“其间必有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之情事”；

而把对董鄂妃的葬礼逾度写进遗诏，显然是有意而为之，估计是反映了孝庄太后对董鄂妃的怨恨。

事实上，孝庄太后从一开始就对顺治和董鄂妃的结合并不满意，而顺治的早死，很自然的归结于董鄂妃的原因。

孝庄太后在丧子之余，其脑海里浮现的想必是对“红颜祸水”的一腔怒火罢！

事实上，如果对这份顺治遗诏细加揣摩的话，其中语气更接近于母亲责备儿子的口气，如指责顺治不孝的几条罪状，几近惟妙惟肖。

从这个角度上说，当王熙将顺治认可的最初版本呈到孝庄太后手上后，后者很可能并不满意而根据太后的意思重新修拟，而在这时，顺治很可能已经龙御归天了。

倒是在多年后，康熙皇帝在一道长谕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

简单说，康熙晚年所颁布的这道长谕实际上就是康熙自己拟定的遗诏，也是其对自己一生功业的自我评价。

既然说到遗诏，那幼年的康熙很可能目睹了其祖母修改其父遗诏的情景。

或者，即使他没有亲眼目睹，也很可能从孝庄太后口中听到过顺治遗诏背后的故事，这才会心有戚戚而在自己的遗诏中有所感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