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陵、马陵之战发生在我国战国时期。这里说的是齐国和魏国的两次交战，一次是在桂陵，即今河南西北地区，另一次是在马陵道。

魏、赵、韩、齐、燕、楚、秦是战国时期力量最强的七个国家。除这七国外，尚有宋、郑、卫等小国。在那个时候，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是发生在那七个国家之间，史称战国七雄。

当时的齐国，占据了今山东北部和河北东南部。相传在公元前348年，齐威王任邹忌为相，重用田忌、孙膑、田婴等革新政治、军事，齐国日渐强大起来。齐国地处海滨，有渔盐之利，致使府库充裕，财源茂盛。它为了同魏国抗衡，便利用魏国和韩、赵两国的矛盾。

当时的魏国也是一个实力颇强的国家，魏国所占的地盘是今陕西沿黄河一部分，山西中部和南部，加上河南、河北和山东各一部分。公元前445年，魏文侯继位，先后启用了李悝、翟黄、吴起、西门豹等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特别强调“食有劳而禄有功”，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并逐步地发展了封建制度，推行了“地尽力”和“善平籴”政策，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在军事上，注意于严格选拔武士和加强训练，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这样魏国便积极地向外扩张。为避免两线作战，他采用先攻一头的策略，就是联合韩、赵向楚齐出击。待到魏国占领了楚国不少土地后，便转兵回国，再与韩、赵两国争雄。

公元前354年，赵国为了抵御魏国的扩张，遂向卫国发动进攻。卫国地处赵、魏两国间，原先依附于魏，魏国为保护卫国免受赵国侵犯，便派了大将庞涓率兵八万向赵国国都邯郸进发。赵国急忙向齐国求救。齐国正企图向外扩张，因而答应举兵救赵。

齐国采纳了齐国大臣段干朋的建议。他认为，对于赵国不能不救，“不救则不义，且不利”；但不主张先期发兵，而是使一部分兵力南攻襄陵，使魏军腹背受敌。待魏军围攻邯郸，力量大为削弱时，再去攻魏。

魏国的扩张，引起了秦国和楚国的不满。这两个国家都趁魏兵击赵之际出兵伐魏。秦国进占安邑，楚国出兵魏国南部，但魏将庞涓决心不变，仍集中全力攻赵。

孙膑却提出了一种战法，就是“围魏救赵”。具体内容是：趁魏国国内防务空虚之际，不是直接出兵于赵国，而是直捣魏国都城大梁（今山东菏泽东北），迫使远在异国的魏军“释赵而自救”。单等魏国回兵时，中途予以截击，再图取胜。孙膑之所以决定这样做，是因为他正确地判断了敌情，“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病残于内”。

因此，疾走大梁，正好是冲其方虚。既救了赵，又能给魏以沉重打击，是一举而两得。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派出轻兵锐卒直趋大梁城郊，给魏以出其不意的袭击。同时，为调动庞涓回援，将齐军主力集结于庞涓军必经之地。田忌深知孙膑之计谋，遂指挥齐军分路前进，恰值此时，齐、宋、卫联军仍在围攻襄陵，襄陵告急，南面的楚国攻占了睢等地区，秦军攻占了河西重镇少梁和安邑。庞涓在国都告急、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不得已决定亲率魏军，兼程回救大梁。

田忌和孙膑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把兵力转移到预定作战地区桂陵，即今河南长垣西北。当魏军行经桂陵附近时，齐军以逸待劳，奋力袭击，大败魏军。

自从桂陵之战后，魏国伤了元气，加上许多邻国都与之为敌，使它在外交上也日渐孤立。以后，公元前340年，当魏国发兵攻韩时，韩又求救于齐。魏军又一次骄傲轻敌，结果被齐国在马陵道伏兵所败，被歼十万人，庞涓自杀身亡。

齐魏桂陵、马陵之战是中国战国时的一个典型战例。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法即出自于此。而这种战略方法则生动地体现了哲学上目的与手段的辩证法。

目的与手段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一对范畴。

世界上没有离开目的的手段，也没有离开手段的目的，这是它们相互联系的一面。手段是被目的决定和为目的服务的，但它毕竟不同于目的，又是它们相互区别的一面。

举例说吧，人们的目的是垦荒，人们可以通过不同手段如利用镐、铁锹等工具达到垦荒的目的。从哲学上说，所谓目的是人们期求通过某种实践活动而出现一种合乎人们需要和体现人们意志的状态。而手段则不同，它是为实现人的预期目的，经过人们的选择而具体使用的一种恰当的处置方法。目的和手段是有很大区别的。

战争同一般的社会实践活动有所不同。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而采用的基本方式是进攻和防御两种手段。有的时候，目的和手段是同一的。例如，拿进攻来说，既是战争的手段，又是直接体现战争的目的，因为进攻本身就意味着敌人的被瓦解和被消灭。

但有的时候，目的和手段似乎是脱离的。比如有时人们采取防御手段，表面看来，并不是为直接消灭敌人，反而是防止自己被消灭，但是，在一定条件下，防御手段实施的结果，往往是使对方丧失一定的有生力量，最后仍然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当然，要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除了通过进攻、防御这种基本手段外，还可以通过窃听对方机密情报，收买对方人员，瓦解敌军斗志等手段，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后一种方法，军事学上称作“间接法”。

在桂陵之战由，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这次战争中，齐国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救赵，但它所采用的手段却不是出兵赵国，而是急袭魏国国都大梁。通过剿其后路，通其回援，并以逸待劳，消灭魏军，最后达到救赵的目的。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表现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差别，即救赵而兵不在赵，另一点又表现两者同一，即通过伏击魏兵有效地达到救赵的目的。这种情况正表现了事物之间目的与手段同一与差别的辩证法。

这里所说的同一不是绝对的同一，乃是包含了差别的同一；差别也不是抽象的差别，而是包含了一定的联系的差别。这种同一与差异的辩证法通过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更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人们常说为了求同必先立异。立异而求同是真正的同；不立异而求同，只是无差别的混合，也是说的这个道理。

可以设想，在桂陵之战中，如果齐国将领不知此理，执意出兵赵国，非但不能解赵之围，而且必须用自己的军队去正面抵挡魏军之锋芒，甚至要冒把齐军精锐陷在赵国的风险，在军事上无疑会处于被动地位。

应当指出，齐国决策攻魏都，是经过深谋远虑和认真选择的，决非是一时冲动或权宜之计。

第一，齐国对魏齐两国的强弱之势作了正确的分析。

齐国与魏国虽然都是战国时期的大国，但齐魏相比，仍然是魏强齐弱，魏国的革新变法比齐国早。如前所述，魏文侯在公元前445年即位，当政五十年，能知人善任，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做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因此，魏国无论就疆土或实力说，均胜过齐国。因此齐国攻打魏国，只能智取，不能力敌。

第二，齐国对魏军的实力变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魏国在出兵赵国时，其实力正处于鼎盛之期。楚宣王曾乘机攻占魏国南部，秦国乗机攻占魏国西部，魏将竟敢弃楚、秦两国之军于不顾而继续攻赵，足见其有坚强的取胜信念。但是，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而敌对双方的力量在战争进程中是会发生复杂的变化的。

孙膑认为，魏军长期征战，兵力消耗很大，且把自己弱点和要害暴露出来，如以直捣魏都之举迫其回师，又将战场设在魏军回师必经之地，那么，魏军长途跋涉齐军以逸待劳，双方力量对比必将发生有利于齐而不利于魏的巨大变化。实践证明，孙膑的判断是正确的。

第三，齐军对魏军的指挥员的性格作出了较正确全面的估计。

在战争中，所谓认识战争对象，也包括认识敌方指挥人员。因为一切军事行动，最终要通过指挥员的号令来实现。

掌握了敌方指挥员的性格，可以有效地调动敌军。据传，孙膑和庞涓都是鬼谷子的门徒，曾在一起学过兵法。孙深知庞涓虽有才能，但气量狭，骄气盛，他万料不到別人有直捣魏都的胆略和勇气；一旦魏都告急，他势必因震惊而乱了方寸，从而忽略了回师途中遭到伏击的可能性。这些，便成了孙膑桂陵设伏，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战争中，为了实现既定的目的，究竟采用何种手段，是可以权衡，可以选择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付什么敌人，使用何种手段最佳，要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而定。

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虽然通过“围魏救赵”的战例集中地反映出来，但是它作为方法论的意义，却远远不限于军事。前面引证过黑格尔的话，手段比目的更高，也是就其方法论意义而说的。

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遇到目的与手段的相互关系。目的决定了手段，有什么样的目的，也就大体上规定了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正确的、巧妙的手段可以加快目的的实现，而不正确的、笨拙的手段则可能延缓目的的实现，或使事物的发展向当事人的愿望的反面转化。

一般说来，目的只有一个，而手段、办法、方案却可以多种多样，这就提出了应当选择最佳手段、最佳办法、最佳方案的问题。桂陵之战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难题出现时，解开这个难题的办法既有“直接法”，又有“间接法”。对于不同的问题，有的宜于多用“直接法”，有的宜于多用“间接法”；对于同一问题，在某种情况下宜于多用“直接法”，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宜于多用“间接法”。手段、方法正确与否的判断，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和条件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也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