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封建主义的大陆性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模式，始终占领着统治地位，所以，历史上的中国始终都是站在大陆的立场上来观察，理解和认识海洋的。

而中国的航海活动的“高控制性”，既造就了古代农耕时代海洋技术的辉煌，也导致了近代工业时期航海技术的衰落。

历史上航海活动的功利性特征

纵观中国航海史，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航海活动的价值取向主要集中在各个历史时期统治集团的功利性上。

从春秋战国时期齐、吴、越三国的海上争霸，到秦皇、汉武的江海巡游；从汉使远航南亚的外交航程，到唐代贾耽所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从元世祖忽必烈的海外征战与外交活动，到明初郑和的七下西洋，中国古代历史上主要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所追求的价值观无一不是满足统治集团的政治与经济需求。

从政治方面来看，一般分为两个目的，一是对内统一海疆，扩大其统治范围行业版图，镇压各种反叛势力；二是需要对外树立“中天下而立”的大国形象，追求“万邦来朝”的国际威望和影响力。

而从经济上来看，航海活动主要是为了取得本国没有的各种类型的奢侈品和奇珍异宝，比如异兽香料，工艺品和海外特产等，满族统治者的物质需求。

虽然从事着航海行动的执行主体是广大的船员，但是决定航海价值观的主体却不是芸芸众生，而是身居宫廷庙堂中的统治阶层。

马克思曾经深刻的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的资料。”

这些在思想和行动上倍受支配的广大船员，他们的航海活动也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航海活动的深层次动因都完全雇佣于他们的上层统治者。

统治阶层的高控制性分析

对于航海活动，首先，中央直接控制，最高的海内外航海活动由统治者亲自决策实施。

为了让航海活动变得更为官方化和合理化，统治阶级也会出台一定的法规和政策让来保障航海活动的顺利进行，虽然中国历史上航海政策和规定历朝历代各有不同，但是从主要层面上来看，他们都具有基调相同的共性，即统治阶级的高控制性。

1，官方掌控

在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时期，历代的统治者都将航海活动作为巩固其政治，军事以及外交的功利手段，重要的航海活动由皇帝亲自指挥。

比如秦始皇时期的示威海内，封禅泰山的环山东半岛航行；汉武帝征讨东瓯、闽越、南越，统一疆域的大型军事航海；吴主孙权遣卫温、诸葛直率万人求夷洲（今台湾岛）的探险航行活动；

唐太宗收复辽东故土的军事航海；元世祖忽必烈经略日本与爪哇的近洋航行；明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的远洋航行等，都是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

同时，对于国家的大型航海活动，皇帝也是通过行政系统来严加掌控的，比如，军事和外交的航海主要由最高统治者亲自作出决定，而一般的漕运之类的航海活动会有专门的官方机构加以管理。

如隋代的舟船、津梁、公私水事等航运活动，就由“水部”这一职能机构来亲自掌控，机构内还有诸如都水监、都水丞等各色官吏和职位。

因此，从航海政策上看，官方航海、尤其是中央级别的官方航海，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统治者阶级认为有需要、有价值，随时可以命令官员对人、财、物予以组织和实施。

2，官吏的航海活动的严格规定

中国历史上，朝廷对于官吏的航海活动有着严格的要求，除了最高统治阶级之外，其他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不得擅自出海，谋取利益，比如明成祖在组织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根据《明成祖实录》中的记载，“私自下番，交通外国，即着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凡是泛海出洋的人员，非受钦命都不许迈出国门。

这里的“洪武事例”指的是在洪武四年，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自潜人出海，最后被明成祖严惩的事例，以此来告诫官员不得私自出海！

在元代，负责北洋漕运的主要官吏朱清和张瑄，在开启航海道路和组织船运中屡建功勋，但是因为插足了朝廷垄断的海外贸易，触犯了“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已钱入番为贾”的条例，招来了杀身之祸。

3，民间航海的海禁政策

在朝廷垄断航海的同时，对于民间航海大多也有严格的“海禁”政策，在唐代时期，虽然日本谴使来朝络绎不绝，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严禁出海的。

唐代的高僧鉴真曾经东渡日本，之所以“六次使得成功”，完全是因为民间的海上私自渡船为朝廷所不允。

根据《唐律疏议》中的记载，“诸私渡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

因此，鉴真和尚只能够搭载材料工艺极为简陋的日本“遣唐船只”犯难于破涛汹涌的东海之中。

到了明清时期，这样的“海禁”活动更为严厉，朱棣继位之后就宣布了海禁政策，《明太宗实录》记载明成祖诏书曰：

“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俾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这里的“逃匿在彼”指的是东南亚一带，可见对于“海禁”的严厉程度了。

当然，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封建统治者对于民间还是实行过一些比较积极的航海政策，比如南宋时期，中原和北方的大半壁江山陷入到了金人手中，朝廷国力衰落，农税不足，为了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统治者被迫转向了民间航海的权宜之计。

宋真宗说，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

意思是，港口贸易获利最多，如果经营的方法得当，那么所得的利益可以用上百万来计算，说明了宋代通过海外贸易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所以积极鼓励民间航海！

然而，从本质上看，这些民间航海政策不过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在特定的时间段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应急措施，并不能说明航海价值观发生了改变。

参考文献：

1，《明成祖实录》

2，《元史·实货二·市舶》

3，《唐律疏议》

4，【英】泰勒《原始文化》

5，【美】戴维·博普诺 《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