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把众多蒙古降众合编在八旗满洲下，一部分蒙古人正式编成八旗蒙古即“蒙古八旗”。从天聪五年（1631年）到崇德七年（1642年），又逐步编建了“八旗汉军”。这时候八旗组织的三大部分才最后完成：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统属于同一社会政治组织“八旗”之下。

清代满族人民基本上也都生活在八旗制度中。满族兵丁参加了清朝兴衰之间几乎所有的战争征伐，他们一方面为自己先世的赫赫战功感到骄傲，又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清朝的八旗军队

在军事政治上，八旗军队是清政权存在的基石；从民政方面看，八旗制度是清代旗、民分治的有效手段。

在清初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的情况下，八旗制度将八旗人口与汉族人口分开，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驻防城市中不同民族的冲突。

客观上也防止了满族人口、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特性完全消融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

清入关后，八旗主力大军留在京城，并将内城全部作为八旗人口驻地。留在关外的东北地方八旗人口，称为盛京驻防和宁古塔驻防。

以后陆续派往内地的各省八旗，称为直省驻防；康熙至乾隆时期击败新疆各部分裂势力，又陆续建立了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中心的八旗驻防体系，称为“新疆驻防”。

全国各地通都大邑、关津要道，均有八旗驻防，并辅之以汉族为主体的绿营军队，形成以北京为中心，以八旗武装为基础的对全国的控制体系。

但是，一个民族全民皆兵，或为预备兵或为兵员家属，不准从事农、工、商各业谋生，对于以满族为人口主体的旗人来说，也是严重的束缚，下层旗兵旗民与各族劳动人民一样，也都是被统治阶级。

兴也八旗，败也八旗

“兴也八旗，败也八旗”，八旗制度最终成为民族发展的桎梏，旗人的境地如满族文学家老舍所描述：是在一汪有讲究的死水中沉浮。

而政权初定后，八旗宗室贵族、异姓贵族中的开国诸王、皇子王子、辅政大臣、元勋新贵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在康熙年间到达到一个高峰，家族深陷其中的年轻人开始感到了盛世悲音。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呼吸领悟者，纳兰性德是宗室贵族中有代表性的年轻人。这些感悟反映在他的诗词中，表达了苦闷与反抗。

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所处的环境，是多尔衮擅权以来所激化的两黄旗与两白旗大臣的矛盾的延续，在顺治帝亲政期间，没有完全解决。

至四辅臣时期——康熙继位时的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的争权夺利又激烈展开，直到康熙清除鳌拜集团后，才逐渐过渡到明珠为重臣的一代。

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从明珠、索额图辅政康熙帝起，又将两黄旗与两白旗的矛盾倾轧演变为“南党”与“北党”的角力争雄。

即以明珠为首，协助康熙帝缓和满汉矛盾、重用汉官、结纳汉族知识分子，因而被称为“南党”；以索额图为首，代表满洲军事贵族利用皇太子与自己的亲戚关系以及为太子太傅之情与明珠较量，被称为“北党”。

所以康熙初期、中期的宫廷斗争，转向正黄旗内部的满洲亲贵特别表现为皇亲国戚间的斗争。其残酷奸卑，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纳兰性德家庭处于斗争的漩涡中，精神上不能不受其冲击和影响。这种冲击和影响也不能不反映在敏感的诗人思想冲突中，不能不反映在诗人文化生命人格自塑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成为纳兰词苦闷忧伤基调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