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悍的女人们

东汉自明帝以后皇帝基本都是非常短命，要么生不出儿子，要么就是儿子太小，因此就给了太后临朝参政的机会。

太后们毕竟身居内宫，要想真正控制朝政就必须依靠娘家父兄也就是所谓的外戚来实现。

经过短暂的明章之治后，东汉就进入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时代，一共曾援立四个外藩诸侯为皇帝，有过六个临朝听政的太后。

随着儒家思想渗透到各个阶层中，抨击外戚专权的士大夫越来越多。

东汉固然有少数较为谦恭的外戚如邓骘、窦武，但是绝大数都是如梁冀一般飞扬跋扈，即使不敢学习梁冀的弑君行为，但是骄纵淫逸总是没的跑，引得士大夫们极其反感外戚。

两汉的外戚虽然与后世不同，被看作是宗室的一部分，外戚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是巩固皇权的手段。

在皇室看来外戚辅政合法合理，然而这却与士大夫的儒家理想相背离。

察举制下的士人丑态

自汉武帝以来察举制成为政府选官的主要手段，所谓的察举制，说白了就是长官推荐士人做官。

那么做官的标准是什么？是不可科学量化的德行。

东汉当时有两句歌谣：“察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知书。”

顾名思义，举孝廉应该举荐的是孝子吧，可这孝子竟然不和父亲住在一起；举秀才应该是才能卓著的人吧？可这秀才竟然不识字，连书都不读，正是用来讽刺当时的选官不实的问题。

察举制以德行为先，而道德是无法具体衡量的，因此很多士人为了出仕就做了很多沽名钓誉、弄虚作假的事情。

东汉的名士陈蕃当官的时候，听说地方上有个叫赵宣的士人非常孝顺，父母都去世了还不封闭墓道，在里面服丧长达二十年之久。

陈蕃接见慰问一番之后，才知道赵宣有五个儿子，竟然都是在服丧期间所生。当然正常人就服丧三年就可以了，然而赵宣为了获取地方上的好名声，竟然下血本在墓道里服丧了二十多年。

陈蕃得知真相后，骂了赵宣一顿，并治了赵宣的罪。

当时像赵宣一样沽名钓誉的还有很多，其出发点都是为了获取好名声出仕做官。当时正直的士人多次抨击地方选举不实、腐败的问题。

不务正业的太学生——学术风气的变化

要说起学术风气的变化，也不能全怪洛阳的太学生，学术风气的变化也未必就见得是坏事。

东汉比起西汉，更加推崇儒家思想，士人要做官也必须得精通经书。当时的士人做学术多寻章摘句，一经可解百万言，以至于很多人白首而无所通。

枯燥乏味的经书翻来覆去也就那么点东西，毕竟两汉经学大师人才辈出，《六经》已经被大家转过来翻过去注了好几遍，当时《春秋经》有所谓的三传，就是三种不同的解释。

太学生对读书不再感兴趣，因为读书见效慢还无聊，而是选择了交游结党的新方式来出人头地。大家结为朋党相互吹嘘，自然好名声就有了，有了好的名声就可以被朝廷公卿征辟而出仕.

到后期太学生甚至开始谈论朝政、裁量公卿，开始屡屡和朝廷作对，多次批判朝政腐败，甚至可以影响到人事任命。

由于太学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连公卿士大夫等高官都不得不巴结这些人微言重的太学生。

《谢承书》记载：

“（太学生）文经、子艾，曜名远近，声价已定，征辟不就，疗病京师，不通宾客。公卿将相大夫遣门生旦暮问疾。”

学术风气的变化逐渐由洛阳扩散到全国各地，士大夫以交游结党为重，不再潜心研读经书。

地头蛇豪强与太守

东汉以来，随着儒家思想的不断深入，豪强也开启了经学化、官僚化的进程，越往后期，累世通经而入仕做官的世家大族也就越多。

世族一方面在朝廷有高官为其撑腰，一方面在地方为非作歹、武断乡曲。

东汉官员除了刺史、太守、县令是朝廷任命，地方长官的僚佐都是由长官征辟当地人来担任，因此州郡长官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地方豪强，不敢惩戒犯法的豪强，使地方乡里的秩序十分混乱和黑暗。

当乡里的豪族得到了上层权力的庇护，试图以不法手段获取统治地位时，其他豪族势必会在服从与反抗中做出抉择，清流势力反对富裕豪族。

豪族之间的对立，导致了乡里的分裂。

豪族的私斗逐渐演变成了宦官与反宦官势力的政争，国家权力丧失了公信力，变为私人斗争的工具。

一切的一切都加剧了人们的怒火，只差有一个引子。

有人敢和皇帝的老师对着干

在汉桓帝还是藩王的时候，曾跟随甘陵的周福读书；桓帝即位后，也就提拔了老师周福当尚书。而当时桓帝老师的家乡还有一位叫房植的名士凭借自己的才能做到了河南尹这样的高官。

因此当时的人们就编了一句歌谣讽刺周福“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就是说房植这个人是天下有名的正直之士，周福这人因为当过皇帝的老师而获得了官印。

谣言一出，二人的学生、宾客纷纷出动为自家老师、主人摇旗呐喊，从此两家就成了不死不休的仇人。更堪为奇葩的是偌大的甘陵郡，从此竟然分为南北二部。

大家互相泼脏水诬陷对方是党人就是这么开始的。

当时天下士人互相推崇，以清流标榜，将宦官势力视为浊流，京都地区流行着这样的口头禅：“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河内有个叫张成的人擅长说风角，推测出不久就要天下大赦了，因此就唆使自己的儿子杀人。正直的官员河南尹李膺不畏强权强行派人逮捕了凶手。

但没想到竟然真的遇上皇帝大赦天下了，不得已把张成儿子放了。但是李膺越想越气愤，终究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还是把人杀了。

难不成张成还真的能掐会算？

其实道理很简单，张成和皇宫的宦官有勾结，甚至连皇帝都破相信他的占卜，所以张成提前知道大赦无非是宫内传来的消息，那里是推算出来的呢。

张成死了儿子自然不肯罢休，不知道是不是受过高人指点，张成家人控告李膺却根本没提起杀人的事情， 而是指控李膺和太学生结党，诽谤朝廷。

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士人结党，而且当时士人交游结党、品论朝政的事情确实很多，于是桓帝就顺水推舟，颁布各郡国，下令捕捉党人，言辞连及有二百多人。

当时大家都很同情党人，凉州三明之一的皇甫规因为不预党人之名而觉得羞耻，上书皇帝也应该治自己的罪，不过皇帝没搭理他。

第二年桓帝在霍谞、窦武等人的求情下就把他们放了，允许党人回到乡里，但是禁锢终身，不可做官。

干掉宦官不简单：陈蕃窦武诛杀宦官失败

桓帝没有留下继承人就去世了，因此桓帝窦太后和其兄窦武迎立了藩王刘宏为天子。窦武虽然是外戚，但为人正直，一心想剪除宦官，太傅陈蕃平素也有这个图谋。

陈蕃和窦武达成了政治联盟。

按道理这么重要的事情，理应保密，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陈蕃窦武就这么大张旗鼓公开和宦官宣战了，以至于天下人几乎都知道了，因此这场政变失败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诛杀宦官本应该是速战速决的事情，但是窦武为人寡断一拖再拖，陈蕃对窦武说：

“昔日大臣萧望之被石显困住，近来也有李杜诸公祸及妻子，况且今日宦官比石显还要嚣张十倍，我陈蕃已经八十岁了，现在为的就是给将军除害，太后身边的人不可靠，希望将军早做打算，以免悔之无极。”

陈蕃和窦武的想法其实都是非常肤浅的，他们以为除掉了宦官天下就能海晏河清了，却没有看到宦官产物的实质，宦官实质上依附于皇权而存在，没有皇权他们什么都不是。

窦武把事情告诉窦太后，窦太后表示：“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

窦武多次要太后诛杀中常侍曹节等人，太后一直犹豫不定。

直到八月份刘瑜以太白出西方将会对大臣不利的理由让陈蕃、窦武赶紧行动，陈蕃、窦武这才真正行动起来，并以亲信之人担任司隶校尉、河南尹等关键要害职位。窦武奏免小黄门魏彪，并使亲信在监狱拷问，言辞牵连到了曹节、王甫等人，窦武等人还打算上奏皇帝之后再杀人。

在这关键时期，肯定要预防宦官狗急跳墙，但是窦武太不成器了，他竟然还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回家去陪家人了。

果然有人向宦官告密，宦官连夜找来亲信十七人，歃血为盟。曹节听说这件事后，赶紧起来，对小皇帝说：“外面太乱了，请陛下去德阳前殿。”

之后曹节就控制住了皇帝，又招来了尚书省的官员，拿刀威胁他们，让他们写诏书。曹节等人之后到监狱里把尹勋等人杀死，又控制了太后，夺得了玉玺和诏书。

王甫令中谒者守卫南宫，关闭连接南北两宫的复道。宫中一切事情做好以后，宦官才派人去杀窦武。

窦武拒绝奉诏，骑马跑到步兵营里，把使者杀死了。窦武召集北军五校将士，说：“黄门谋反，诛杀宦官者封侯。”

曹节等人又以诏书的名义让少府周靖和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率领五营将士讨伐窦武，王甫率领虎贲羽林等千余人屯朱雀门，与张奂集合。

第二天宦官在宫门前和窦武对阵，让手下大喊“窦武谋反，你们都是禁军，党保卫宫省，为何要跟随反贼啊，先投降的有赏。”

平时北军五营的禁军就怕宦官怕得要死，这时候更是没有勇气去诛杀宦官，不多一会，窦武军营的将士都跑完了，窦武被宦官追上，窦武自杀，之后被宦官枭首。

而八十岁的陈蕃听闻事变后，率领僚佐学生八十余人拿着刀突入宫门，攘臂大呼，恰好遇到王甫，王甫指责了窦武一通，然后让人抓捕陈蕃，陈蕃拔剑怒斥，无人近前。

宦官把陈蕃关进监狱，在押送途中，有一个宦官踩着陈蕃的头恶狠狠地说道“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

随后就是宦官大规模地杀人，范滂、李膺百余人死在狱中，或死或迁徙或废或禁锢的士人有六七百人之多。

尾声

等到黄巾乱起，天下云集响应，皇帝才在宦官的提醒下赦免党锢士人，但是大厦将倾，已经是回天无力，党锢从思想上摧毁了东汉的根基。

没多久，灵帝去世，西北的军阀董卓入京，没有士人愿意去效忠皇室，名士们也带着痛苦与不舍看着东汉一天天逐渐消亡，然后就是天下三分，进入长达三百年的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