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6岁读八股，22岁中秀才，28岁中进士，37岁成内阁学士，9年连升10级，本朝尚无一人。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历史的方法，全面研究分析历史资料，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二是简单分类和贴标签，用正反二分法来认识历史人物，哪些是革新派、哪些是保守派，或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等等。

但历史不是一笔湖涂帐，没有如果，不能假设，也不能用逻辑来推论，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但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相反只会混淆是非、贻误后人。对于学术研究不能动辄上纲上线，使人不敢讲实话，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只是看风向说话，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这种思维贻害很深。当今社会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物质生产水平也是历史的最高峰，信息的传播空前便利，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全民族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的塑造越来越重要。我们学习历史，历史为现实服务，主要是使后人从前人的成功与失败当中吸取经验与教训，用以指导今天的实践。

历史上的曾国藩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天资并不聪颖，却位极人臣，死后谥号“文正”，成为“中兴名臣”。一方面在政治上他组建湘军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护满清的腐朽统治；另一方面他作为洋务运动的中坚，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先河。近百年来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人批判憎恶，而顶礼膜拜者也不乏其人。自辛亥革命、特别是解放以来，一直到现在，有人把他说成大汉奸、卖国贼，有的称其为刽子手，口诛笔伐，对他的批判不绝如缕。章太炎说“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他的思想精华与糟粕并存，既有荒谬的封建糟粕，也有可贵的闪光精华。

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曾国藩的问题上显得更为突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曾国藩作为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也有文化教育的；他的造诣也是多方面的，有文学艺术方面的、也有伦理道德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视角不同，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是非清楚，功过才能分明。曾国藩是典型的封建士大夫代表，毕生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作为王朝时代的封建官吏，要求他站在农民起义一边来支持革命，是不现实的，这是历史本身的局限。

曾国藩一生都在为“救国救民”而努力，恢复中国固有文化，又接受西洋文化，推动中国历史现代化的进程。清中叶以后王朝日益腐朽，土地兼并，巧取豪夺；苟且谄媚，贪污腐败；学术空疏，脱离实际。曾国藩奏陈民间疾苦，建议清廷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创办中国第一家近代兵工厂、派遣第一批留学生、制造出第一条大轮船、设立江南制造局并翻译泰西科学书籍，有人誉之为“中国现代化之父”。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世代以务农为业的家庭，当代大众更关心的，是曾国藩在学术、道德、文章等方面的成就。毋庸置疑，在这些方面，曾国藩有很高的造诣。钱穆说“其论学尤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强调“刚直”、“忠诚”与“器识”。秉承耕读传家的传统，他的祖父曾玉屏“肩着锄头，开荒种地，喂养猪禽”；父亲曾麟书曾中秀才，“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仕进是封建社会唯一的上升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曾国藩6岁开始随父攻读五经及八股文，22岁中秀才，28岁中进士，37岁以内阁学士的身份兼任礼部侍郎，破格由从四品骤升二品，“九年连升十级，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用当代的观点来看，这简直就是开挂的人生，逆袭成功的佳话。

作为封疆大吏，曾国藩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潜心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但并不囿于空谈，而倡导经世致用。也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僚只知安享富贵尊荣，面对国家民族深重的危机，除了身体力行实业兴国，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不遗余力的拔擢人才。可以说，近代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大多都跟曾国藩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人所共知的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自不必说，唐绍仪、严复、詹天佑等一时之俊，也是在曾国藩等人的倡导下出国留学成长起来的人才。

曾国藩不仅是理论家，也是实干家，他崇奉理学，但并不迂腐。重视对人的培养，把“齐家”摆在突出位置，教育家人重视劳动，勤俭持家，保持“尚廉、尚谦、尚劳”半耕半读的家风。世代子孙受益良多，尤其值得后人借鉴。

一、重俭朴。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日常生活中，不讲出身门第的虚荣，要求妻子亲自带领女儿、儿媳每天纺纱、做布鞋、下厨房、做家务。“后辈子侄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却时刻要求家人衣食住行不得借侯府之尊贵摆阔气。据曾国藩小女回忆，她十几岁时，有一次穿了一条缀青色花边的绸裤，曾国藩见了觉得太华贵，让她赶快换掉。

二重力行。曾国藩对家人的要求都是先从自身做起。他从不讲究吃穿用度的华丽，通常每顿饭只有一个菜，时人谐称“一品宰相”。住所尚简，府中仆从少之又少。听说九弟国荃大肆置田建宅，非常生气，在信中以严厉的口吻进行责备。以身作则，时刻检验俭朴家风，使家人不敢丝毫怠慢。

三、轻名利。曾国藩认为敛民财、谋名利、扰公差是损家败业之举，要求即使家境宽裕，家人也应勤耕种、好读书，只有自食其力、自求上进，才能世代兴旺。同治五年，夫人欧阳氏花了七千串铜钱，回湘乡建成新居，对此，曾国藩专门写信：“余平生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

四、不徇私。同治三年秋天，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赴长沙乡试，曾国藩写信告诫家人：“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半个月后又再次写信，重申“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一再告诫家人不许借他的名声牟利，子孙要自强自立。

曾国藩自称是一个笨人，一个笨人逆袭了，从为人做事到艺术，达到人所不能及的高度，有什么秘诀？总的来看，曾国藩异于常人之处，最主要的，就是一生所下的自省功夫，超出了同时代与后来的许多人。比如他曾在日记里批评自己的好利之心：“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为了人格完美，他不怕露丑，这一点更为一般人所不及。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写道：“早起，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于万一。”意思是自己要向孟子学习，长养浩然之气，做一个正直、善良、于国于家有贡献的好人。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性的缺点，除了有几分自恋，也容易盲目相信自己的视野、思想、决断。曾国藩的经历和达到的人生高度启示我们，一个人不论出身与天赋如何，只要教育得当，有向自我开刀的勇气，能更客观地省察自己，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

(作者简介:邵光亭,知名学者、经学史专家,著名书法家、画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教学与传播工作，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古典哲学、史学、经学、书法、绘画等，造诣深厚，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诸多领域卓有建树。)